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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:家很远,家乡更远
http://www.workercn.cn 2018-01-10 13:18:31 来源: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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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工人影像小组在位于丰台大葆台附近的快递仓库组织放映

  《野草集》镜头中的某民办小学

  新工人影像小组和打工者二代的孩子们聊学籍

  从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,骆锦强需要把一条地铁线路从头坐到尾,再换乘公交车。不堵车的话,他一个半小时能到家。这个“家”,是他租住的一间公寓,也是他工作的地方。

  从北京到安徽的老家,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车,再加9个小时大巴,“折腾一整天”。

  来自河北的彭彭,最喜欢北京的地铁。一节节车厢“夹杂着情绪,承载着梦想”,在城市的地下穿梭,像一头巨大生物的血管。地面上,都市飞速生长着,地下的“血管”里,“流淌”着为了建设这座城市而奔波的人。

  这个90后的年轻人,如今也是血管中的一滴血液。他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,背得出北京16条地铁三分之二的地铁站名。地铁里,有天南海北的口音。

  29岁的杨龙一张口,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,听口音很难判断出他是河南人。小学四年级时,他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到北京,从“留守儿童”变成了“流动儿童”。

  近20年过去了,家乡成为他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。如今,他是都市里的“新工人”,是“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”。

  他们身上贴着标签——打工者二代。他们踩着父辈的脚印,从农村走进城市,想要扎下根来。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长大,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租房。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结婚,开始养育打工者第三代。

  “打工者二代,是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这一代。与打工者一代相比,他们受过相对更好的教育,在物质上也更宽裕。他们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更明显,比父辈更想留在城市里。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  但这些打工者二代,也经历着更加明显的城乡分裂,更大的收入不平等,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。“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问题之外,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裂感。”

  对他们来说,家很远,家乡更远。

  没家回的人,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

  彭彭的父亲是2009年来北京的,在工地上干活。2011年,还在读高三的彭彭也来了。他在北京当了两个月保安,就老老实实回家上学去了。

  后来,彭彭每年都会来北京,在各式各样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暂居,到处打工或实习。2016年,他参加了 “新工人影像小组”。

  王德志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,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办者之一。他来北京时刚满18岁,刷过碗,送过水,发过小广告。他经历了两次阅兵和一次奥运会,见证了北京的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几万元,地铁线路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,高楼越来越多,车也越来越多。

  王德志称自己是打工者1.5代,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,一半是床,另一半是书架。

  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,但他调侃“只是暂住”。

  他一直想拍片子,把镜头对准了打工者二代。2016年,他和宋轶一起,完成了剧情片《移民二代》和纪录片《野草集》。

  在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《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》中,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“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,年龄在16岁以上,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”。打工者二代,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。他们是“回不去家乡”的一代,又是“难以进入城市”的一代。

  杨龙爱看书,喜欢看《平凡的世界》,小时候“最疯狂的梦想”是当作家。他还记得,同龄人韩寒刚出名的时候,他把《三重门》读了好几遍。

  如今,梦想和生活离得越来越远。初中毕业后,杨龙去当了快递员,很少再拿笔了。2009年,他把自己的积蓄攒了攒,承包了一个快递站点。《移民二代》里的几个年轻人,最后选择的出路,同样也是承包了快递站点。

  “那些场景就是在我那个仓库里拍的,”杨龙回忆,“其实拍的内容也是真实的,在给快递员开会的场面。”

  他在那场戏里客串,出了镜,而这部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,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者二代,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。

  《移民二代》制作完成之后,“新工人影像小组”组织了几次试映。他们在杨龙的快递仓库里架起投影仪,摆了一排排椅子,请了一些快递员工和工友来看。影片节奏舒缓,第一个场景是男主角骑着电动车,在城郊的村落里穿行。主题曲悠悠地唱着:“没家回的人,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。”

  一些人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,把这个100分钟的故事看完了。而另一些人,看到一半就离场了。

  宋轶发现认真看完片子的人,基本上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打工者第二代。而那些提前离场的,虽然和“二代”们的年龄都差不多,同样是85后90后,却是在农村出生成长,长大后才到城市来打工的,他们表示,比起看电影,时间更应当用来做和他们的工作效益挂钩的事。

  “相比来说,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代,会显得更懒散一些。”宋轶发现,在打工者二代看来,那些碎片的时间,就算都拿来赚钱也没什么用,房子还是买不起,城市的户口仍旧得不到。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下。

  更何况,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关的电影。

 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易寒教授看来,随迁子女的“全面城市化”趋势,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、不可逆转的事实。他们不仅是“流二代”,而且是“城市新生代”。

 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《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,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.8亿。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,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,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.7%。比起上一代,这些年轻人很少会选择建筑或制造行业。

  “他们更喜欢做小生意,或者选择服务业,还有些会去做社会工作者。比起有城市户籍的同龄人,打工者二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一点,但双方的价值观差距很小。而这些打工者二代的孩子,新出生的打工者第三代,看着完全就是城里孩子了。”熊易寒对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说。

  他们不再属于农村,很多人没下过田,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名字,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。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在乡镇的名称。他们的双脚,更习惯踩在水泥地上,而不是泥土中。

  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认,至少到目前为止,“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”。尽管这些打工者二代,已经在城市里定居,在官方的定义里,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。

  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,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,无论相隔百里千里,仍然远远系在他们的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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